我院教师林光祺副教授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发表《“比较–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建设与财政变革——基于历史社会学和新财政史学》一文。

该文首先对改革后财政理论的“舶来学”倾向与财政史学的“碎片化”趋势进行了反思，认为在社会进化史观逐渐衰落的当代中国，对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而言，更需要在考证史学与公共财政理论之外，寻找一种既能打通理论与史料、又能鸟瞰本土问题与他者经验的可能性。为此，文章考察了历史社会学界的“国家理论”与新财政史界的“邦尼–奥姆罗德模型”，并按照“国家类型→国家形成与财政汲取→国家转型与财政变革→‘历史–比较’视野中的中国财政现代化”之逻辑顺序展开述评。最后，文章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一个关于国家建设与财政能力之“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分析框架，结论是：作为工具理性的“国家”与“财政”本身是中性的，无论其权力、能力、自主性是强还是弱，在价值理性层面，都既可能受制于传统国家与财政的那些特色，也可能服务于现代国家与财政的那些规范。我们应当努力摆脱各种通过“国家战胜社会、权力捉弄权利”的方式汲取财政资源、强化国家能力的传统做法，只有把国家建设纳入现代化的价值规范即“民主问责”与“法治限权”的轨道，国家与社会的摩擦成本才可能变得更小，而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度才可能真正提高；只有在“无代表不纳税”（即税权法定）以及“无公开不支付”（即预算民主）的基础上推动财政变革，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才可能从单向的“支配–服从”走向双向的“契约–合作”，而纳税人对税收（及其支出）的遵从与支持度才可能真正提高。有了现代价值理性、制度规范的保驾护航，国家行动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才可能在一个既公平正义也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得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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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杨萍                        审核：储德银）